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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校场西侧的小院内，绿树掩映着一座灰色的两层小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总顾问鲍罗廷的住所，又被称为鲍公馆。鲍公馆是目前广州的政治心脏，这与小楼主人的地位是一致的，对国民党而言鲍罗廷是孙中山请来的总顾问，对共产党而言，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此这座公馆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按照鲍罗廷的习惯，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与共产党人和廖仲恺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在楼上的书房中商谈，其他人则是在楼下的办公室中。
“啪”鲍罗廷挥脸色铁青，将手中的报纸重重的拍在桌上，报纸上的大标题赫然写着《国民政府、宪法与国民革命》。鲍罗廷大声咆哮，一抹胡子在愤怒中战抖：“胡汉民今天问我，共产党员是不是要退出国民党，共产党是不是要放弃国共合作，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文章会严重影响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我想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我还想知道你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杨，你们宣传部知道吗？”
宣传部秘书杨匏安是个清瘦青年人，梳着这个时代很常见的大背头，听完张太雷的翻译后说道：“这件事我们宣传部不知道，虽然在上个月将民国日报划归宣传部主管，实际上还是广东省党部在操作，报社中的人也是以前的那批人，因此具体恐怕要问陈秋霖。”
“延年同志，这篇文章是我们党内同志写的吗？”张太雷问道，他是鲍罗廷的秘书兼翻译，经常作为鲍罗廷的代表出席广东区委的会议，将广东区委的决定报告给鲍罗廷同时也传达鲍罗廷的意见或命令。
他知道鲍罗廷生气的原因，上午代元帅胡汉民来到鲍公馆，直接就问共产党是否要退出国民党，然后拿出了那张报纸。
陈延年摇摇头：“我看不像，你看，‘没有政府即无法制定法律，无法对人民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工人农民往往只能通过罢工抗租等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过程中，由于缺少政府的引导和法律约束，时常显得简单或粗暴，其成果也无法得到保障；其过程更易引起部分人士对革命的恐惧。’，我党党员是绝不会这样认识工农运动的，这样的话与邹鲁谢持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听完张太雷的翻译后，鲍罗廷这才冷静下来，仔细回味张太雷刚才给他念的内容，感到陈延年说得不错，这样的话不像是共产党员说的。
“‘北洋政府就像一个小姑娘，谁上台，谁就重新打扮她一下，但这种打扮只是表面上的，这些政府实质是一样的，无一不是以卖国为己任，争先恐后苦爹叫娘的扑进帝国主义的怀抱，签订一个个卖国条约。’，骂得痛快。”瞿秋白还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就被叫来开会，正抓紧时间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让总顾问如此生气，看着看着文人习性上来了，忍不住对其中的文字叫好。
“总顾问，我倒认为这个改之提出的尽快建立国民政府，制定宪法还是可取的，北京的那个散发腐尸臭的北洋政府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了，到了我们成立一个新政府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他是同情我党的，两党地位平等，那不是意味着我党即可取得公开的合法地位。”陈延年对鲍罗廷的激动有些不以为然。总书记陈独秀一直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在这近一年中党内合作已经使党的发展受到制约，党员数量基本没有增加，有些地区还出现下降趋势，党内已经有同志开始抱怨。
“不，陈，你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这是打着法律的幌子来反对发展工农运动，以提高我党地位为诱饵，破坏联俄联共的三大政策，这个改之是比邹鲁谢持那样的右派更坏的反革命，他的用心极其险恶。”鲍罗廷不满的瞪了瞿秋白一眼，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总顾问说得对，用西方法学观点来诬蔑伟大的工农运动，说什么，引起部分人士的恐惧，部分人士是什么人，不就是资产阶级吗，工农革命他们当然要恐惧。”杨匏安插话道。
“也不象邹鲁谢持那样的人写的，‘三大政策已经成为革命发展的基础，但关于国共关系却有些不正常的言论，这种不正常言论实则是两党地位不平等造成的，部分国民党人将共产党看成国民党的附庸，之所以有这种认识，除了国民党长期占据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而养成的视其他党派为无物的惯性思维外，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保障各党地位平等的宪法。’，这显然与邹鲁谢持的主张背道而驰，这个改之更像主张党外合作。”瞿秋白这时看完整篇文章，提出了他的看法。
“党外合作，是不是陈独秀。”鲍罗廷马上想到陈独秀当初与自己激烈争论，坚决反对党内合作，要求保持中共的独立性。
“独秀同志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这个改之却提出制定土地法，以规定最高地租的方式来改善农民的经济。与独秀同志的主张完全不同。”谭平山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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