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5日的深圳，太阳刚爬过龙岗工业区的铁皮屋顶，就把空气烤得像口沸腾的铁锅。
我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站在厂门口，指腹反复摩挲着粗糙的纸边，能清晰地摸到里面钞票折出的棱角——那是我熬了三十个夜班换来的工资，426元。
车间的铁门在身后“哐当”关上，夜班的疲惫还像铅块一样坠在骨头里，可掌心的热度却顺着胳膊往脑门上冲。
记得刚来时，潘鹏说“迪克厂的工资卡比脸还干净”，我还不信。
直到看见工资条上密密麻麻的扣款项：住宿费50，水电费28，还有一笔“物料损耗”扣了16。
最后实发金额那栏，“426”三个数字挤在框里，像三颗倔强的种子。
“发了？”孟浩然叼着根烟走过来，他的工资条捏在手里，边角卷得像朵花。
“我比你多12块，不爱洗澡，水电费用的少。”他自嘲的笑着。
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烟灰落在我工装裤上，“走，请你吃炒粉。”
路口的早餐摊飘着猪油香，阿婆的铁锅“滋啦”作响，米粉裹着鸡蛋在油里翻卷。
我把信封小心翼翼地塞进内兜，紧贴着心口的位置，能感觉到钞票随着心跳轻轻起伏。
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挣来的钱，比当年考上大学时父亲塞给我的红包还让人心慌。
那红包里的钱带着父母的期望，这信封里的，却沾着我的汗，我的血，还有机器齿轮碾过的痕迹。
“想啥呢？”孟浩然把一双筷子塞给我，“钱是王八蛋，花了再赚。”
我摇摇头，夹起一筷子炒粉，热气熏得眼睛发酸。
想起出发来深圳的前一晚，母亲在灯下给我缝内兜，针脚歪歪扭扭，她说“把钱贴身放，别让人偷了”。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袋锅明明灭灭，最后憋出句“累了就回家，家里有地”。
那时我还嫌他们啰嗦，现在才明白，这内兜里藏着的不只是钱，还有沉甸甸的牵挂。
回到宿舍，我翻出带来的笔记本——那是个本子陪了我四年，封面印着褪色的天安门。
笔尖悬在纸上半天，墨水滴在“2002年7月5日”那行字旁边，晕出个小小的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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