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五章 父亲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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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像一块浸了水的粗麻布，裹着马伏山的轮廓，也裹着我办公桌上那本摊开的《国防教育》教案。教案上的红笔批注才写了半页，教导处的门就被轻轻叩响，朱玲抱着一摞作业本站在门口，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姚老师，这是我批改的作业本，覃校长说第三节要抽查批改情况。”

我放下笔，起身接过作业本，指尖触到纸页上的潮气——山里的秋晨总是这样，连纸张都像吸足了雾气。“辛苦了，”我顿了顿，目光落在墙角那两个半开的蛇皮袋上，“等下第三节下课，我们把剩下的行李搬上楼吧，总放在别人家里也不是事儿。”

朱玲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嘴角弯了弯：“好啊，我正想说呢，你那袋书再不拿过来，住在底楼的王老师可能有意见了。”她的声音很轻，像山涧里的泉水，带着点刚参加工作的青涩。

这是我回到清流学校的第五天。准确地说，是我结束四年广州打工生涯，重新拿起教鞭的第三天。课桌抽屉里还放着没来得及整理的广州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白云区冠花帽厂的成品仓库，还有图书室，舞厅，还有单身宿舍——那是我在打工间隙偷偷看书、写东西的地方。而现在，我的眼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是黑板上“初一年级国防教育”的粉笔字，是教导处里堆积如山的文件和表格。

“姚老师，你昨天拟的那个教学计划，覃校长说要再细化一下，特别是课外活动部分，要结合山里孩子的特点。”朱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便签，上面是覃校长龙飞凤舞的字迹。

我接过便签，指尖有些发紧。覃校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说话时总爱用手指敲桌子，每一下都像敲在人的心上。那天报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姚老师，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从广州回来的青年人，又是本地人，可得给孩子们带个好头。”这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第三节下课的铃声刚响，我和朱玲就快步来到王老师底楼宿舍。蛇皮袋里装着我的衣服、书籍，还有一些从广州带回来的小物件——一个塑料相框，里面是我和工友们的合影；一个印着“广州日报赠阅”的金属保温茶杯；还有多本文学杂志，是我省吃俭用买的。王老师叼着旱烟，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见我们就咧开嘴笑：“小姚啊，总算把这些家当搬过去了，再放几天，我这儿都快成仓库了。”

“麻烦王老师了。”我笑着道谢，弯腰扛起那个装书的蛇皮袋。袋子很沉，压得我肩膀生疼，朱玲想过来帮忙，我摆摆手：“没事，我来就行。”她只好跟在我身后，手里提着那个装衣服的袋子，脚步轻快得像只小鹿。

从对面到教师宿舍要穿过操场，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追逐打闹，看见我们就停下来，怯生生地喊：“姚老师好，朱老师好。”我点点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四年前，我也是这样，背着大包，怯生生地走出马伏山，去广州追寻所谓的“梦想”；四年后，我又背着行囊，回到了原点，只是身份从打工仔变成了老师。

把行李放回宿舍，朱玲帮我整理着床铺，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梯田，金黄色的稻穗在秋风中摇曳，远处的马伏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连绵起伏的山峦被云雾缠绕着，若隐若现。我突然想起今天是父亲的七十大寿。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刺进我的心里。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我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每到这一天，母亲都会杀鸡宰鸭，烧腊肉，做一桌子好菜，亲戚邻居们都会来热闹一番，父亲会坐在堂屋的上首，接受我们的祝福，然后笑着给我们发糖果。那时候，我总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能扛着锄头在地里干一整天，能修理家里的各种农具，还能给我们讲马伏山的传说故事。

可是自从我去广州打工，就再也没有陪父亲过过一次生日。第一年，我寄了一封信和200元钱，信里说我在广州一切都好，让他们不用担心；第二年，我还是寄了一封信和200元钱，信里说我换了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第三年依旧如此，第四年，也就是去年，他起一了。居然办了五桌，接近于大办，自然200元不够，我知道后便追加了200元，他回信好感激的。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都会在电话那头说：“你爸挺好的，就是总念叨你，说你在外边辛苦，要照顾好自己，要早些成个家，不能老是一个人闯荡。”我知道，父亲嘴上不说，但心里一定很希望我能回家看看。

第三百零五章

父亲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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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来，我本来打算上完这两天课，就向覃校长请假，回家给父亲过寿。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勇气开口。教导处的事务太多了，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学生学籍档案……一堆事情等着我去做。覃校长虽说是我的恩师，但现在毕竟是一校之长，要公私兼顾，他对我寄予厚望，我不想刚回来上班就请假，给校长留下不好的印象。

“姚老师，你在想什么呢？”朱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已经整理好了床铺，正拿着一条毛巾擦手。

我勉强笑了笑：“没什么，就是有点累。”